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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失调-双缺口模型【均衡汇率的测定方法】

均衡汇率的测定方法

均衡汇率的测定方法

最早对均衡汇率进行测定的是威廉姆森(Williamson),他从经常项目和资本项目恒等式入手,将经常项目进一步表示为国内总产出、国外总产出和实际汇率的线性函数,在线性函数的基础上可以求出均衡汇率,其测算的最大问题在于如何确定资本项目的均衡水平。 对均衡汇率的计算目前主要有下述方法

第一种是相对购买力平价法;

第二种是局部均衡和贸易方程法,其局限是仅仅考虑贸易均衡;

第三种是一般均衡的均衡汇率计算方法。

其中简约一般均衡计算方法分为大型(Williamson 的FEER)和小型(卜永祥的DLR方法)模型。

而IMF的McDonald提出了行为均衡汇率理论(BEER),对美元,德国马克在20世纪80年代的变化有很强的解释力。行为均衡汇率理论利用协整分析方法,直接估计实际汇率与基本经济因素之间的长期的稳定关系,并可进一步利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VECM)估计短期中汇率偏离长期均衡水平的方向和大小,以及调节到均衡水平的速度。张志超利用行为均衡汇率理论对香港的汇率进行了研究。

这一方法逐渐为国内学者所采用。张晓朴在 1998年测算了人民币的均衡汇率及失调状况;刘莉亚、任若恩采用Edwards的ERER模型来测算人民币的均衡有效汇率,得到的结论与张晓朴的非常接近。秦宛顺、靳云汇、卜永祥通过对人民币实际汇率与贸易条件,中国相对劳动生产率以及中国对外贸易盈余等经济变量间的协整关系,来估计人民币的均衡汇率。探讨了人民币实际汇率,采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VECM分析了人民币实际有效汇率对均衡汇率的偏离度。

这种方法利用协整分析技术,考虑了数据间可能存在的单位根问题,考察了数据的平稳性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避免了“伪回归”的问题。利用向量误差校正模型,能分析短期中汇率对长期均衡汇率的偏离度,偏离方向,因而能对近期汇率的大致走向有一个了解,并能估计出汇率向其长期均衡水平回归的速度。这里,模型中的均衡汇率是通过寻找与经济的基本面之间具有长期稳定关系的这样一种汇率来估计得到的。

该方法可能存在几个问题:

其一,模型对异方差问题没有充分考虑,如果在汇率的决定过程中,或者说汇率的生成机制发生了变化,比如由固定汇率向浮动汇率制度变化,模型中的异方差问题是不能忽略的。

其二,就协整关系而言,变量间的协整关系可能不止一个,可能存在两个、三个甚至更多,相应的,人们可以估计得到两个或以上的均衡汇率值,那么,人们该以哪一个均衡汇率值为准呢?所幸的是,前述文献中所采用的样本数据都只有一个协整关系。另一方面,这样的协整关系很有可能是不存在的,这也就涉及到人们前面提到过的均衡汇率的存在性问题。因此,这种方法得到的均衡汇率,更像是一个样本问题而非经济本身的问题。

其三,在实际汇率与经济的基本面的协整关系探讨中,各种文献所采用的描述经济基本面的因素差异较大,刘莉亚、任若恩采用的是贸易条件、政府对非贸易品的花费、贸易限制与交易控制制度、技术进步、偿债率等;张志超采用的是贸易条件、资源差额、投资率、经济体的开放度等指标;秦宛顺、靳云汇、卜永祥采用的是中国对外贸易条件、中国相对技术进步率和中国对外贸易差额等指标。张晓朴采用的是贸易条件、经济开放度,政府支出占GDP的比率等指标。其协整关系是否和指标选取有关,还需要进一步探讨。

其四,虽然该方法说明了汇率对均衡汇率的偏离度,也对短期中汇率失衡提供了一个向均衡汇率调整的方向和大小的量度,但是,该方法并未告诉人们失调的汇率是怎样,通过什么样的机制向均衡回归的,而这是至关重要的。

经常帐户盈余和贸易顺差有什么不同

经常帐户盈余和贸易顺差有什么不同

经常账户的盈余是由于投资过热和潮涌现象形成产能过剩,国内消费相对不足,当然要增加出口,使得经常账户出现盈余。同时,和资本账户的盈余一样,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克服外汇短缺的瓶颈限制,我国也在80年代中期制定了鼓励出口的各种退税政策,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为了补偿出口因而降低的竞争力,出口退税的幅度有所加强,这些政策一直延续使用。经常账户的盈余除了内因之外,也与美国财政赤字和居民储蓄率低,国内需求大于国内供给,只能靠国外的供给来平衡,而导致经常账户赤字的外因有关。

中国外汇储备过万亿,这是大家早就预料到的一个变化,因为数据一直很稳定地显示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持续地增长。从定义上说,外汇储备是经常账户的赢余和资本帐户中私人交易的赢余相加的结果。中国的外汇储备从统计关系上来看,主要是贸易账户的盈余特别大导致经常账户的盈余特别大,而贸易帐户的盈余又主要是加工贸易的盈余,根据计算结果,非加工贸易基本上与传统经济学讲的双缺口模型一致,是持续的、不断扩大的赤字,就是加工贸易导致贸易赢余,贸易赢余导致经常帐户盈余,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资本帐户,主要是FDI,导致私人帐户资本净流入的增加,从而导致外汇储备的飙升。

经常账户的盈余是由于投资过热和潮涌现象形成产能过剩,国内消费相对不足,当然要增加出口,使得经常账户出现盈余。同时,和资本账户的盈余一样,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克服外汇短缺的瓶颈限制,我国也在80年代中期制定了鼓励出口的各种退税政策,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为了补偿出口因而降低的竞争力,出口退税的幅度有所加强,这些政策一直延续使用。经常账户的盈余除了内因之外,也与美国财政赤字和居民储蓄率低,国内需求大于国内供给,只能靠国外的供给来平衡,而导致经常账户赤字的外因有关。1991年美国经常账户尚有占GDP比重为0.1%的盈余,1992年转为占GDP比重为0.8%的赤字,此后,这一赤字的比重一路上升,到2005年达6.6%。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的贸易赤字占GDP的比重这么高,世界上其他和美国贸易关系紧密的国家必然会表现为巨额贸易盈余。最后,2005年以来经常账户盈余的大量增加则和投机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投机有关。我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开放,投资者仅能利用高报出口价值、低报进口价值,或是,假技术转让等等不一而足的方式将外汇汇入我国换成人民币,这些手段都会加大我国经常账户的盈余。日本和台湾地区在80年代中面临币值升值压力时也出现过同样的现象。

贸易顺差( Favorable Balance 0f Trade )是指在特定年度一国出口贸易总额大于进口贸易总额,又称 “ 出超 ”.表示该国当年对外贸易处于有利地位。贸易顺差的大小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一国在特定年份对外贸易活动状况。通常情况下,一国不宜长期大量出现对外贸易顺差,因为此举很容易引起与有关贸易伙伴国的摩擦。例如,美、日两国双边关系市场发生波动,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日方长期处于巨额顺差状况。与此同时,大量外汇盈余通常会致使一国市场上本币投放量随之增长,因而很可能引起通货膨胀压力,不利于国民经济持续、健康发展。

贸易顺差是在一定的单位时间里(通常按年度计算),贸易的双方互相买卖各种货物,互相进口与出口,甲方的出口金额大过乙方的出口金额,或甲方的进口金额少于乙方的进口金额,其中的差额,对甲方来说,就叫作贸易顺差,反之,对乙方来说,就叫作贸易逆差。一般就贸易双方的利益来讲,其中得到贸易顺差的一方是占便宜的一方,而得到贸易逆差的一方则是吃亏的一方。可以这么看,贸易是为了赚钱。而贸易顺差的一方,就是净赚进了钱;而贸易逆差的一方,则是净付出了钱。

贸易顺差越多并不一定好,过高的贸易顺差是一件危险的事情,意味着本国经济的增长比过去几年任何时候都更依赖于外部需求,对外依存度过高。巨额的贸易顺差也带来了外汇储备的膨胀,给人民币带来了更大的升值压力,也给国际上贸易保护主义势力以口实,认为巨额顺差反映的是人民币被低估。这增加了人民币升值压力和金融风险,为人民币汇率机制改革增加了成本和难度。比较简单的对策就是拉动国内消费。

中国外汇储备过万亿,这是大家早就预料到的一个变化,因为数据一直很稳定地显示中国的外汇储备在持续地增长。从定义上说,外汇储备是经常账户的赢余和资本帐户中私人交易的赢余相加的结果。中国的外汇储备从统计关系上来看,主要是贸易账户的盈余特别大导致经常账户的盈余特别大,而贸易帐户的盈余又主要是加工贸易的盈余,根据计算结果,非加工贸易基本上与传统经济学讲的双缺口模型一致,是持续的、不断扩大的赤字,就是加工贸易导致贸易赢余,贸易赢余导致经常帐户盈余,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是资本帐户,主要是FDI,导致私人帐户资本净流入的增加,从而导致外汇储备的飙升。

因为中国的双顺差和美国双逆差实际上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可以说是一个“镜像型”的,一个对称的问题。为什么会出现这个问题呢?简单地说,有两个原因:

一方面的原因是正面的,是因为经济全球化的扩展。当地经济全球化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把一个产品不同的工序打散,分配到不同的国家,中国以及前面亚洲四小龙这样崛起,主要都是利用承揽、承接一些重要制造品中劳动密集型的工序,从而切入到全球化的供应链中。在经济发展的早期阶段,因为你的比较优势主要是在这些加工环节的末端,也就是接近于最终组装的这些环节,所以这样的产品内分工格局,以及像中国这样一些发展中国家的定位,就导致了这个国家在某个阶段有比较多的加工贸易赢余,导致了经常帐户赢余。这样的变化,在一个阶段中,由于全球化的分工,导致贸易盈余,这是一个正面的现象。反过来,美国有一些赤字的增加,这实际上也是一种全球化深入的现象,从这个意义上说,我觉得所谓的全球失衡在一定意义上可能要打一个双引号,其实这就是经济全球化深入的“题中应有之意”,就好像说一个国家的内部,不同的省份之间,没有道理说一定要贸易平衡,这是一个方面。

第二个方面,跟中国实际汇率的低估也是有关系的。实际汇率的低估可以从理论上、经验数据上来考察。但是中国的实际汇率低估并不是中国政府有意操纵的结果,恰恰相反,中国的情况变化太快,前几年可能还处于汇率高估的情况,但是随着内外经济环境的变化,就开始出现低估。而由于固定汇率制的调整,或者是钉住汇率制的退出,在任何一个国家都是非常痛苦和困难的过程,所以中国在这个问题上比较审慎地考虑了两三年的时间,之后才做了调整。实际汇率的低估也是导致外汇储备超常增长的一个重要因素,所以简单地说,既要从基本面的角度考虑,这是当前经济全球化中一个积极的、具有经济合理性的现象。另外一方面,也有汇率政策不配套的原因。

作为一个落后国家,尤其是像中国这样一个大的、贫穷的国家,经济起飞不可能是走一条平衡的或者说贸易赤字的道路,一定是在相当长的时间内走一条经常账户赢余的道路,只有这样发展才能在国际上逐步建立起自己的信誉,逐步改变国际格局,逐步建立起自己在国际上借钱的能力。因为这样的国家,如果你要发展,首先完全平衡的发展道路是很难做到的。如果不平衡的话一个是赤字、一个是顺差,如果是赤字的话,这个世界金融市场那么发达、那么多游资,在各国之间炒作,如果发生赤字的话,短期内很容易出现金融市场的波动。所以日本、韩国、新加坡这些国家及其他一些高速起飞的国家,都是走这个道路。从宏观层次上,从发展格局上,从发展战略上讲,这是一个必然的,一个不可逾越的阶段。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有一些贸易的顺差,这是不可避免的,从某种意义上讲,这也是必要的或者是必须的。正是通过这种所谓的“中国出现了贸易顺差,中国补贴了美国,中国经济在补贴世界经济”的经济失衡,中国经济才能打破这个世界格局,从被动到主动,这是一个必然的过程。

当代全球化的特点跟二战以前或者60年代以前在微观层面、在分工形态方面有重要的差异,过去主要是不同产品在不同国家中分工,而60年代以后,特别是美国在60年代初实行一个促进外包的9810关税条款之后,变成了不同工序在不同国家中分工。简单地说,60年代美国面对一些产品比较优势的变化,采取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但是非常重要的政策,就是把一些工序,比如说服装业和电子产品,主要是一些组装工序,鼓励到外国去进行加工。美国采取的办法很简单,就是出口的零部件和中间件组装完再回来,我仅仅对你组装增值的那部分征关税,出去的那部分我不征税,因为也没法征税,征税就出不去。所以实际上是说,我要把有些工序弄出去,正好那时候赶上发展中国家进口替代的战略面临困难,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因为这些国家比较小,没有办法长期地搞进口替代,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怎么长期搞进口替代?不像中国、印度,可以一直搞,比如要发展航空业,新加坡怎么搞进口替代?飞机飞到天上马上就要落下来,所以小国比较早的知道了这些进口替代是没法完成的,所以他们比较早地改变了政策,就呼应美国的外包。就好像说,美国说我要跳探戈,其他国家就配合着一起跳。我觉得这个可能是亚洲四小龙崛起的一个重要原因。因为在二战以后发展经济学的标准理论里,你要玩出口、你要玩外向型的经济政策,你没法玩,你玩就死定了,你到最后必然变成他的殖民地,你也玩不过他。因为那个时候是“产品间”分工,发展中国家很难找到一个你有优势的产品,能跟发达国家竞争。但是一旦到“产品内”以后,尽管汽车很复杂,但是汽车的一些零部件产品可能你不一定不能玩,尽管电子产品很复杂,但电子产品的组装你不一定不能玩,尽管纺织品的一些原料加工实际上是资本相当密集的,但是纺织品的缝纫环节你能玩,我认为这个是关键。亚洲四小龙成功以后,中国文化大革命之后改革开放,学习了他们的经验,所以中国起来了。中国起来了,刚开始肯定是做劳动密集的,而制造业劳动密集的部分,往往在组装,或者接近组装的环节。所以现在其他国家的贸易赢余都转移到中国,在这个背景下就可以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理解,这就解释了为什么说产品内分工发展到一定阶段,中国的贸易赢余会增加,而这些贸易盈余的增加,都是加工贸易实现的,这是一条。

还可以从这个角度,如果中国成功的话,一定会像新加坡、台湾、韩国一样,要沿着供应链往上走,等到你不做组装了,很有可能进出口就慢慢地平衡了,你的加工贸易赢余慢慢就缩小了。我专门研究加工贸易,中国加工贸易增加值占整个进口料件的比例,在过去的几十年中,基本上每年一个百分点地往上涨,加工贸易的增加值达到一定地步就不叫加工贸易了。因为如果这个增加值主要都是在你本国实现的,按照原产地规则,就不叫加工贸易了。不叫加工贸易了什么意思?到最后你的贸易赢余随着产业结构的变化、随着贸易结构的变化,特别重要的是,随着你这个国家具有比较优势的行业,在整个供应链中相对位置的变化,也会发生变化。这是一个动态的过程,事实上我们经常到企业去看,这个变化每天都在发生,但是这个变化也需要一个过程才能实现。所以回答你的问题,一方面,现在的贸易赢余、现在的外汇储备,可以从这个角度理解,今后的变化呢,也可以从这个角度继续观察。

到目前为止,中国在走一条新兴的工业化小国的发展道路,在搞加工贸易。但,是什么呢?中国跟新加坡相比、跟韩国相比、跟台湾地区相比,中国经济是完全不一样的。我们玩这个游戏,搞加工,希望我们的产业升级,如果按这个路子走的话恐怕走不通。为什么?现在我们还没有怎么样利用西部和中部地区的劳动力,就已经成为全世界的贸易第三大国,马上成为第二大国,再过十年成为第一大国,已经引起了这么多的贸易摩擦。如果靠自然市场的调节过程,靠我们的产业升级,把加工再转给印度、越南、柬埔寨,这个道路恐怕太长了,而且在这个过程中会引起很多贸易摩擦,以至于会对整个中国经济的发展造成很多干扰,也会造成很多福利损失。所以我觉得我们既然是大国家,一方面要在国际贸易方面继续按照这个路子走,但是一方面,还要把注意力放在开发自己的国内市场,我们的东部、中部、西部就是三个世界嘛,这三者之间就可以进行很多贸易开发、促进经济发展。

另外在这个过程中,恐怕要有意识地在贸易问题上采取一些比韩国、新加坡、以及日本更积极的调整政策。比如对于主要贸易伙伴,尤其像美国这样的,地位非常特殊的贸易伙伴,恐怕要采取特别的措施,要减少跟他们的贸易顺差。比如说我们要定期地到美国进行采购,这些采购不能是临时性的,要制度化,尤其要采购那些在美国国内政治中很有影响的那些州的产品,包括农产品,有意识的把他的产品买回来以后,不见得直接使用、不见得跟我们的农业进行竞争,我们可以将其加工成能源产品,如生物柴油、乙醇等等。只有这样更加积极地、更加有针对性地、更加主动地处理好中美之间的贸易问题,才能从根本上化解贸易摩擦。仅仅是动汇率,仅仅是指望汇率浮动、指望汇率升值,从而在短期内、中期内来减少中美贸易摩擦,恐怕是不合实际的。凡是做仔细研究的都没有这个结论,有这个结论的一般都是在某些计量经济学的技术方面没有处理好。另外可以看看日本的例子,日本与美国在八十年代有很严重的贸易摩擦,后来日元曾经有200%的升值,两年之内是解决问题了,但是两年以后仍然是贸易顺差。所以对贸易问题要进行战略性的、有策略的、主动地调整,不要指望汇率来调整。要我说,汇率就应该在未来10年、15年、20年之内保持一个缓慢升值的态势,正是这样一个缓慢升值的态势才对整个经济最有利,在缓慢增值的情况下我们的人民币才能最容易走向国际化,才能在相当程度上避免国际收支危机。

为什么作为一个发展中国家,中国的外汇储备会大幅度飙升。通过严格的数据证明,这在历史上是没有过的,几十年,在全球最最大的50个经济体中,从来没有一个国家或地区曾经有过这样持续双顺差的表现。按照标准的经济学理论,按照发展经济学的基本模型,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是“一赤一盈”,通常应该是经常帐户赤字,资本帐户赢余,这个背后的道理应该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发展中国家成长性比较好,所以有理由借钱促进你这个国家经济的增长。那么给定这样一个理论的假设,给定这样一个经验的数据,中国的现象是非常特殊的。首先要观察它,然后解释它。从两个角度解释,一个是全球化的背景。,在一定程度上,中国在某一阶段内积累比较多的外汇储备,可能是一个在国际分工层面具有经济合理性的现象。因为到最后这是一个贸易分工,这个在微观经济学上大家都认为是一个好事情,因为通常来讲一个自愿的贸易,不是强迫的贸易,当然也不能讲得那么绝对,但是的确在经济学中很少能够找到这样一个命题能被经济学家们广泛地接受:一个自愿的贸易,一个基于市场经济基础发展起来的贸易,通常能够给参与两国或者多国带来效率的提高、能够带来利益的增加,所以在这个层面上有理由说,这是一个好事情。

因为当前产品内分工的特殊定位,导致了贸易赢余,还因为中国的这个定位而吸引了大量的外商投资,导致了资本帐户的赢余,在这个意义上“双顺差”是有道理的。

另外一方面,实际汇率的低估,又加重了或者使得顺差的增长太快。这其中暗含的意思是说需要调整实际汇率。但是中国的变化非常快,首先要观察发生了什么事情,然后再来分析为什么会这样。在产品内分工的基础上,这是有道理的,但是从政策多少存在一定失调或者汇率被低估这个意义上,也需要通过一系列的政策调整做出应对。

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大国,或者对于印度这样一个大国,国际收支的失衡绝对不是单一的政策手段能够完全解决的,注定需要一个综合的调节。我们要更多地降低进口壁垒,下一步也许会谈到,中国改革开放经历了5个阶段,中国的开放取得了很大的成就,中国的开放度已经显著地提高,但是很多地方依然有显著的壁垒。我们要改变过去进口不好,只有出口才好的看法。另外一方面,如果说现在的外汇储备过万亿显示中国的国际收支出现了显著的失衡,如果说要对这个失衡进行调节的话,我觉得在一揽子调节国际失衡的应对措施中不可避免地需要考虑实际汇率。注意我讲的是实际汇率,实际汇率的调整不一定要通过名义汇率实现,所以对汇率和国际收支的看法要考虑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应该从实际汇率的角度来考虑,把名义汇率作为影响实际汇率的一个因素来评估;第二个问题,要把实际汇率和经济成长的关系,就是我们学国际经济学讲的那个巴拉萨——萨缪尔森效应,作为一个理论的视角来考虑。思考中国现在的发展恰恰是需要建立一个实际汇率的概念,然后需要重新诠释或者解读。人民币要尽量避免大起大落,因为中国还有一个很长远的目标,就是人民币国际化。如果一定要选择,人民币低估一点、或者高估一点,情愿选择稍微低估一点,这个事情不要太绝对。人民币汇率的调整应该是渐进的、应该是缓慢的,但是要从学术的角度来说,如果现在相信低估了20%、30%,一下子多调一下也没有问题。但是也能理解,从操作程度来讲应该是渐进的过程,这样方方面面比较容易接受,造成的冲击也均匀一些。另外国外总是说人民币存在低估,这对人民币日后以进一步的国际化多少也是一个好的心理预期,但是这个终究是要调整的。

第一点,按照传统的发展经济学理论,一个穷国、一个发展中国家应该借钱,所以在资本账户上应该吸引外资进来。怎么平衡呢?应该在贸易上出现赤字,就跟今天美国情况一样。把今天美国的情况放到发展中国家,这个就是标准的经济学理论。吸引外资,然后外资进来补充你的赤字。但是这个理论我们完全应该重新思考和研究,从实证研究、理论研究来讨论这个问题,这个是不对的。一个穷国,按照定义,你的经济制度是落后的,一个经济制度落后的穷国,包括金融体制落后的穷国,你怎么能够搞贸易赤字呢?你怎么能够长期借钱过日子呢?肯定结论只有一个,那就是金融危机。拉丁美洲的金融危机,泰国也好,印度尼西亚也好,都是这样来的。

第二个也是一个误区,就是标准理论认为汇率跟任何价格一样,只要汇率一动,不管是名义汇率还是实际汇率,尤其是实际汇率,动了以后企业马上就有反应,就会进行调整,这个恐怕也需要重新思考。

就以中国为例,我们的顺差很大一部分是加工出口的,我们追问一下,加工出口是怎么来的?是吸引外资来的,是FDI,是外商直接投资。可是我们的地方政府在吸引外商直接投资上面,是100%根据市场的价格信号运行的吗?不见得。我们都知道中国经济,包括像马来西亚、新加坡也好,都有FDI偏好,就是其他情况一样,他更希望有外国企业来做。这个我们都看了很多,像我们的徐工、莱钢,都是地方政府主导、做媒,把外资引进来,也可能国有企业老总当时还不愿意,这种偏好是明显的。这种FDI偏好是制度因素造成的,不是价格因素,不是汇率,是算政治帐、算制度帐。所以对外商的偏好是制度扭曲的,这个制度扭曲产生了我们的过分出口,以及过分的出口加工,这个因素如果只是调整汇率的话,短期内恐怕难以调整。也就是说汇率这个信号,哪怕实际汇率在短期内对于实际经济体、对于出口企业、进口企业而言恐怕还不是那么灵的。因为毕竟中国经济是一个发展中经济,是一个制度体制对市场信号并不是那么灵敏的经济,否则我们就不用研究发展经济学了。这个方面我觉得也值得我们做深入研究,在理论上有所创新、有所推进。

回顾过去这一年,中国的进出口贸易出现了很大的增长,但是我们也发现了一些特别的东西,中国从自由贸易当中得到了好处,但是发现自由贸易的秩序好像也并不公平。商务部发言人曾经提到,中国跟欧盟发生了鞋业的贸易摩擦,而去年是纺织品。商务部发言人认为欧盟这么做是一个损人不利己的行为,因为欧盟国家生产的鞋子是非常少的,从业者也是非常少的,而中国这方面有比较优势,成本也更低。

从1994年以来,我国的经常账户和资本账户年年出现盈余。贸易顺差从1994年的122.2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1774.6亿美元,今年上半年,就达1125.3亿美元,大大超过去年同期614.5亿美元的规模。实际使用的外资额则从1994年的432.1亿美元增加到2006年的735.248美元。双盈余使得外汇储备从1994年的516.2亿美元,快速增加到2006年年底的10663亿美元,到今年6月底中国外汇储备再创新高达13326亿美元。外汇储备的大幅积累,增加了货币升值的压力,导致对人民币升值的投机。尽管我国的资本账户仍有管制,但是在经常账户开放的情况下,投机人民币的途径很多,防不胜防。投机的资金进来之后,不会仅仅满足于放在银行里面作为存款转利息,会想法设法找其他高回报的出路,如投机房地产、股市等,因此,当前出现的资产泡沫可能会持续一段时间。投机的钱进来之后换成人民币,投入到股票市场和房地产市场等等,这就推动了资产价格的上升。

经常账户的盈余是由于投资过热和潮涌现象形成产能过剩,国内消费相对不足,当然要增加出口,使得经常账户出现盈余。同时,和资本账户的盈余一样,在改革开放初期为了克服外汇短缺的瓶颈限制,我国也在80年代中期制定了鼓励出口的各种退税政策,1998年东亚金融危机,人民币坚持不贬值,为了补偿出口因而降低的竞争力,出口退税的幅度有所加强,这些政策一直延续使用。经常账户的盈余除了内因之外,也与美国财政赤字和居民储蓄率低,国内需求大于国内供给,只能靠国外的供给来平衡,而导致经常账户赤字的外因有关。1991年美国经常账户尚有占GDP比重为0.1%的盈余,1992年转为占GDP比重为0.8%的赤字,此后,这一赤字的比重一路上升,到2005年达6.6%。美国是全世界最大的经济体,它的贸易赤字占GDP的比重这么高,世界上其他和美国贸易关系紧密的国家必然会表现为巨额贸易盈余。最后,2005年以来经常账户盈余的大量增加则和投机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投机有关。我国的资本账户尚未开放,投资者仅能利用高报出口价值、低报进口价值,或是,假技术转让等等不一而足的方式将外汇汇入我国换成人民币,这些手段都会加大我国经常账户的盈余。日本和台湾地区在80年代中面临币值升值压力时也出现过同样的现象。

经常账户的盈余是由于投资过热和潮涌现象形成产能过剩,国内消费相对不足,当然要增加出口,使得经常账户出现盈余。

贸易顺差是因为中国的出口大于进口,进的钱多啊。好事。

正面:中国赚得多给别国家的少,所以外汇一路飙升。

负面:顺差太大,也就是盈余太多,会导致人民币升值,出口产品成本升高,盈余就变少。

这个网站是讲宏观经济的很好:

http://www.macrochina.com.cn/xsfx/xspd/20070731087378.shtml

希望对你有帮助。

怎样解决人民币汇率失调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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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率失调.........

30分拿到这内容的,太难了~

这论文,兑换人民币都是4个0的~

如果有人说出结果,估计可信度也很低~

自己根据所学想想吧~

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论文

关于全球金融危机的论文

金融危机的原理如下:随着人类技术的进步,区域的观念开始模糊,世界是一个互相依赖的共同体,我依赖你生产的袜子,你可能依赖我生产的矿石。

在一个岛上有一群人,岛上除了几样产量不大的生活必需品以外什么也生产不了,岛上的居民用一种叫RMB的贝壳,作为钱来花,就是椰子一个3贝壳,淡水一桶5贝壳等等。这时大家想生活的好一点,可是岛上又生产不出这么多东东。于是就想用自己的劳动力和别人换。

这个岛不远处有一个大岛,上面什么都有,人家使用一种叫做USD的贝壳做交易,于是小岛上的居民就到大岛上的工厂游说,我们这里工资低,原料便宜,没有土地使用费用,还免税,到我们这里来投资吧。大岛上的有钱人觉的有道理就试着在小岛上开了一些工厂,可是马上问题就出现了,小岛上RMB和大岛上的USD是2:1的,也就是说在小岛卖2个贝壳的东东在大岛也要卖1个贝壳。大岛虽然有许多劣势但是因为工厂多,上下游配套的运输成本低,加上工人熟练,成本和小岛的产品没有太大的价格差。这个时侯小岛的酋长就想出了一个办法,让岛上的巫师忽悠大家,小岛上的贝壳和大岛上的不一样,大岛上的有神力,所以值钱,我们的贝壳和他们的贝壳要8:1才合理。大家一听原来是酱紫呀,于是就用自己的8个贝壳换大岛上的一个贝壳了。这样小岛上的物价和工资就是大岛上的八分之一了,大岛上的公司就纷纷到小岛上来设厂,赚了大钱,他们把钱汇回大岛上发展科技,然后再把发展好的产品在小岛生产。这样过了30年。。。。。。

慢慢的大岛上的工厂就越来越少了,全变成了科研基地,同时出现了为科研基地里的人服务的行业,像剃头呀餐馆呀驴友呀医院等等,当然还有HD区,呵呵。大岛上的居民有好多钱,而且他们知道小岛上的工厂可以为他们未来带来更多的钱,于是他们就拼命的借钱炒房子、炒股票、炒花生!!!反正有什么炒什么!物价开始飞涨了!小岛上的酋长一看呵呵赚钱的机会来了,赶快串通巫师,又把RMB和USD的价格定在了6:1,这样小岛的产品也普涨了25%。突然有一天大岛的人们发现所有的东东都炒不上去了,因为没有人接手呀,东西太贵,卖不掉了,于是赶快竞相压价,想把自己的东东卖掉,市场上一下全是东东没有买主。小岛上的工厂主一看自己生产的东东卖不掉了。只好关了工厂回大岛去。这一下小岛可炸了窝喽!辛辛苦苦30年一夜回到解放前!都是可恶的酋长和巫师搞的鬼,去找他们算账!!!这时候酋长和巫师更着急,怎么办呢?眼看着自己舒适的生活不保了。这时候巫师出了个主意。。。第二天酋长宣布进行一个聪明绝顶潇洒盖世全无敌的4万亿贝壳救市计划,就是让所有岛民都到岛上搬石头运到海边,再从海边把石头搬回来,每人每天1000 RMB贝壳,工资由酋长出!!!小岛的居民们马上激动万分统统流下了热泪,在歌颂了英明的领导,并跳了一段草裙舞以后就回家了。总算是解了酋长和巫师的燃眉之急,可是长此以往酋长虽然FB,也没有这么多贝壳往里填呀!巫师这时候又想出了一招。。。又过了一天,巫师出面了,他把大家召集起来说:“哎呀!我昨天被驴踢了,在朦胧中来到了仙界,见到了神仙mm,神仙mm说我们的贝壳和大岛的贝壳要20:1呀!要不然就有天灾海啸了!”大伙儿一听可吓坏了,赶紧按巫师说的做,这样小岛的贝壳和大岛的贝壳就是20:1了。。。

话说大岛的商人自从从小岛撤资之后回到大岛,每日精神恍惚,想想自己在小岛的生活那是多么惬意呀!每天XO喝着,鲍鱼吃着,还有小岛的美女陪着,何其快哉!现在又是何等凄惨!这一日收听大岛上的胡诌广播电台的广播,广播里说小岛为了预防海啸,已经将贝壳的比值降到20:1了,东西卖的好好好便宜呀!!!他赶快算了算,咦!要是这么便宜的话,在小岛设厂还是有赚的,于是他赶紧回去又在小岛设厂了。这时候小岛的居民听说工厂又开了,纷纷回到工厂上班,那个大岛的商人又赚到了,大岛的科研机构也重开了,于是循环又开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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浅析2008年金融危机成因

【摘 要】在经济全球化背景下,国际经济失衡会导致国际资本在全球范围内重新配置。从某种意义上说,国际经济失衡和国际货币体系缺陷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而国际游资的攻击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实现条件。从目前国际形势和中国国内形势来看,金融危机的前提条件已经具备,因而防范国际游资攻击是制定当前我国宏观经济政策的首要目标。

【关键词】金融危机 国际经济 国际货币体系 国际游资

金融危机是由外部因素还是由内部因素造成的,历来学术界有两种比较对立的观点:阴谋论和规律论。阴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遭受有预谋和有计划攻击造成的,是外因造成的,特别是在东南亚金融危机以后,这种观点较为流行。规律论认为金融危机是经济体的自身规律,是内因造成的。三代金融危机理论①基本上是承认规律论。随着金融监管技术提高,一个国家因监管或管制出现问题而导致金融危机的可能性变小;而随着经济全球化趋势增强,现代的金融危机基本上表现为在国际经济失衡的条件下,国际资本在利益驱动下利用扭曲的国家货币体系导致区域性金融危机爆发,因而从本质上说,金融危机的性质和成因都发生了变化。本文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从国际经济的视角具体解析金融危机的形成原因。

其他的资料:

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及现实思考

内容提要:90年代以来,频繁爆发的金融危机给各国经济带来了极大的危害。本文首先回顾和归纳了各国爆发金融危机的原因,并总结其经验和教训,然后结合我国金融体系中可能诱发危机产生的因素,对我国预防和抵御金融危机进行了有益的探讨,最后提出建议。

关键词:金融危机 经验与教训 现实思考

随着经济的全球化以及我国逐步开放金融业,我国的金融体系越来越成为世界金融体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然而20世纪以来频繁发生的金融危机却明白无误地昭示着金融危机的危害性。尤其是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而言,金融危机在某种意义上可能就是一个灾难性的结果。虽然我国迄今还未曾在发生金融危机,但是这并不意味着我国的经济结构和金融体系有多么健全,而更多地可归结为我国先前所处的封闭状态。事实上,国外近年来关于中国爆发金融危机的论调几乎就不曾停止过。比如尼古拉斯•拉迪就认为,中国的金融危机早已成熟,唯一缺乏的是引发危机全面爆发的导火索(吴传俯,2003)。更有《远东经济评论》2002年发表文章认为“中国金融系统在走向毁灭”。虽然这些观点各有其出发点,但是中国经济体系内部存在着许多诱发金融危机的因素却是不争的事实。因此,在金融开放已成为趋势的当前,从其他国家发生的金融危机中汲取经验,防范金融危机并且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就更显得迫切而重要。

一、理论综述

关于金融危机,比较权威的定义是由戈德斯密斯(1982)给出的 ,是全部或大部分金融指标——短期利率、资产(资产、证券、房地产、土地)价格、商业破产数和金融机构倒闭数——的急剧、短暂和超周期的恶化。其特征是基于预期资产价格下降而大量抛出不动产或长期金融资产,换成货币。金融危机可以分为货币危机、债务危机、银行危机等类型。而近年来的金融危机越来越呈现出某种混合形式的危机。

(一)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

马克思关于金融危机的理论是在批判李嘉图的“比例”理论、萨伊的“市场均衡法则”的基础上建立的。马克思指出,货币的出现使商品的买卖在时间上和空间上出现分离的可能性,结果导致货币与商品的转化过程出现不确定性,而货币作为支付手段的职能在客观上又会产生债务支付危机的可能性;因此,导致金融危机和经济危机的可能性的关键在于商品和货币各自不同的独立运动价值特性。而只要商品、货币存在,经济危机就不可避免,并且会首先表现为金融危机。

马克思进一步指出,“一旦劳动的社会性质表现为商品的货币存在,从而表现为一个处于现实生产之外的东西,独立的货币危机或作为现实危机尖锐化的货币危机,就是不可避免的。” 可见,马克思是将货币金融危机分为两种类型:伴随经济危机发生的货币金融危机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伴随经济危机的金融危机主要是以市场竞争、资本积累以及信用发展等因素为现实条件,而独立的货币金融危机则是金融系统内部紊乱的结果。同时马克思特别强调了银行信用在缓和和加剧金融危机中的作用。

总的来说,马克思认为金融危机是以生产过剩和金融过剩为条件,表现为企业和银行的流动性危机、债务支付危机,但是其本质上是货币危机。

(二)西方的金融危机理论

早期比较有影响的金融危机理论是由Fisher(1933)提出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Fisher认为,在经济扩张过程中,投资的增加主要是通过银行信贷来实现。这会引起货币增加,从而物价上涨;而物价上涨又有利于债务人,因此信贷会进一步扩大,直到“过度负债”状态,即流动资产不足以清偿到期的债务,结果引起连锁的债务-通货紧缩过程,而这个过程则往往是以广泛的破产而结束。在Fisher的理论基础上,Minsky(1963)提出“金融不稳定”理论,Tobin(1980)提出“银行体系关键”理论,Kindleberger(1978)提出“过度交易”理论, M.H.Wolfson(1996)年提出“资产价格下降”理论,各自从不同方面发展了Fisher的债务-通货紧缩理论。

70年代以后的金融危机爆发得越来越频繁,而且常常以独立于实际经济危机的形式而产生。在此基础上,金融危机理论也逐渐趋于成熟化。从70年代到90年代大致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的金融危机模型是由P.Krugman(1979)提出的,并由R.Flood和P.Garber加以完善和发展,认为宏观经济政策和汇率制度之间的不协调是导致金融危机的原因;第二阶段金融危机模型是由以M.Obstfeld(1994、1996)为代表,主要引入预期因素,对政府与私人之间进行动态博弈分析,强调金融危机由于预期因素存在的自促成性质以及经济基础变量对于发生金融危机的重要作用。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以后,金融危机理论发展至第三阶段。许多学者跳出货币政策、汇率体制、财政政策、公共政策等传统的宏观经济分析范围,开始从金融中介、不对称信息方面分析金融危机。其中有代表性的如Krugman(1998)提出的道德风险模型,强调金融中介的道德风险在导致过度风险投资既而形成资产泡沫化中所起的核心作用;流动性危机模型(J.Sachs,1998),侧重于从金融体系自身的不稳定性来解释金融危机形成的机理;“孪生危机”( Kaminsky & Reinhart, 1998 ) ,从实证方面研究银行业危机与货币危机之间固有的联系。 二、金融危机的国际经验与教训

从历史上看,早期比较典型的金融危机有荷兰的“郁金香狂热”、英格兰的南海泡沫、法国的密西西比泡沫以及美国1929年的大萧条等等。由于篇幅所限,本文仅回顾20世纪90年代以来所发生的重大金融危机,并试图从中找出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共同因素,以为我国预防金融危机提供借鉴。

(一)90年代一共发生了五次大的金融危机,根据时间顺序如下:

1.1992-1993年的欧洲货币危机

90年代初,两德合并。为了发展东部地区经济,德国于1992年6月16日将其贴现率提高至8.75%。结果马克汇率开始上升,从而引发欧洲汇率机制长达1年的动荡。金融风波接连爆发,英镑和意大利里拉被迫退出欧洲汇率机制。欧洲货币危机出现在欧洲经济货币一体化进程中。从表面上看,是由于德国单独提高贴现率所引起,但是其深层次原因是欧盟各成员国货币政策的不协调,从而从根本上违背了联合浮动汇率制的要求,而宏观经济政策的不协调又与欧盟内部各成员国经济发展的差异紧密相连。

2.1994-1995年的墨西哥金融危机。

1994年12月20日,墨西哥突然宣布比索对美元汇率的波动幅度将被扩大到15%,由于经济中的长期积累矛盾,此举触发市场信心危机,结果人们纷纷抛售比索,1995年初,比索贬值30%。随后股市也应声下跌。比索大幅贬值又引起输入的通货膨胀,这样,为了稳定货币,墨西哥大幅提高利率,结果国内需求减少,企业大量倒闭,失业剧增。在国际援助和墨西哥政府的努力下,墨西哥的金融危机在1995年以后开始缓解。墨西哥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有三:第一、债务规模庞大,结构失调;第二、经常项目持续逆差,结果储备资产不足,清偿能力下降;第三、僵硬的汇率机制不能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

3.1997-1998年的亚洲金融危机

亚洲金融危机是泰国货币急剧贬值在亚洲地区形成的多米诺骨牌效应。这次金融危机所波及的范围之广、持续时间之长、影响之大都为历史罕见,不仅造成了东南亚国家的汇市、股市动荡,大批金融机构倒闭,失业增加,经济衰退,而且还蔓延到世界其它地区,对全球经济都造成了严重的影响。亚洲金融危机涉及到许多不同的国家,各国爆发危机的原因也有所区别。然而亚洲金融危机的发生决不是偶然的,不同国家存在着许多共同的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如宏观经济失衡,金融体系脆弱,资本市场开放与监控,货币可兑换与金融市场发育不协调等问题(李建军、田光宁,1998)。

.1998-1999年的俄罗斯金融危机

受东南亚金融危机的波及,俄罗斯金融市场在1997年秋季大幅下挫之后一直处于不稳定状态,到1998年5月,终于爆发了一场前所未有的大震荡,股市陷入危机,卢布遭受严重的贬值压力。俄罗斯金融危机是俄罗斯政治、经济、社会危机的综合反映 ,被称为“俄罗斯综合症”。从外部因素上看,一方面是因为1997年亚洲金融危机的影响,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世界石油价格下跌导致其国际收支恶化,财政税收减少。但究其根本,国内政局动荡,经济长期不景气,金融体系不健全,外债结构不合理则是深层次的原因。

5.1999-2000年的巴西金融危机

1999年 1月 7日,巴西米纳斯吉拉斯州宣布该州因财源枯竭,90天内无力偿还欠联邦政府的 154亿美元的债务。这导致当日巴西股市重挫 6%左右,巴西政府债券价格也暴跌4 4%,雷亚尔持续走弱,央行行长在三周内两度易人。雷亚尔对美元的汇价接连下挫,股市接连下跌。“桑巴旋风”迅即向亚洲、欧洲及北美吹开,直接冲击了拉美国家,欧洲、亚洲等国家的资本市场。巴西金融危机的外部原因主要是受亚洲和俄罗斯金融危机影响导致国际贸易环境恶化,而其内部原因则是公共债务和公共赤字日益扩大,国际贸易长期逆差,宏观经济政策出现失误等多种因素作用的结果。

从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金融危机其实就如同达摩克利斯之剑,时时悬在各国头上,只不过是在不同时候降落在不同国家头上而已。可以说,在全球范围内不同程度的金融危机几乎年年都有。事实上,2001年再度爆发阿根廷金融危机,由此可见金融危机的频繁性。

20世纪以来典型的金融危机有以下几个特点:(1).传染性;(2).突然性;(3).破坏性;(4).频繁性。总的来看,金融危机的爆发是一个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从发展的趋向来看,金融体系内部越来越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直接原因。然而宏观经济结构失调,僵硬的汇率制度,脆弱的金融体系,不合理的外债结构往往成为酝酿金融危机的土壤,也是导致这几次金融危机的共同原因。

(二)金融危机的经验与教训

金融危机爆发频率的增加为我国提供了重要的经验和教训。大致有以下几点:

1.实施有弹性的汇率制度。对于一国经济而言,大致可以选择由市场决定的浮动汇率和由央行干预的固定汇率。比较而言,固定汇率在微观经济效率方面具有比较优势,但是央行明确承诺维持汇率稳定的义务却使得央行必须牺牲货币政策的自主权,而浮动汇率则可使货币政策能够对各种冲击做出反应,从而引致较优的宏观经济绩效。然而实施固定汇率制却并非意味着绝对地固定名义汇率,而应当动态调整以反映经济发展的趋势。事实证明,汇率变动的压力如果不能以主动的方式加以化解,则必然就以危机的方式释放。以墨西哥与泰国为例,僵硬的汇率制度越来越不能反映真实汇率变动的趋势,从而固定汇率的压力越来越大,结果在投机者的冲击下,外汇储备就会下降并引发市场信心危机。

2.对于国际救援宁可不可抱有期望

外部贷款援助往往被认为是最有效的反危机措施之一。来自IMF等外部贷款救援有利于稳定币值,恢复危机发生国的经济增长,但是其组织结构决定了其职能的发挥需要以极少数国家的利益为前提。IMF在墨西哥金融危机与亚洲金融危机中表现的差异就说明了这一点,而这其实又是两次危机缓解时间巨大差异的重要原因之一。此外,IMF的贷款条件往往比较苛刻,甚至会以牺牲部分国家利益为代价,并且附带着漫长的讨价还价时间,这对处于危机中的国家是极为不利的。而这其实也就是马来西亚首相马哈蒂尔宁愿过贫困日子也不向IMF求援的原因。因此,对于在金融危机以后的国际救援不应给予太多指望。

3.适当的外债规模和结构

双缺口模型证明了发展中国家即使在较高储蓄率时也必然要借助于外资和外债。事实上,外资流入为发展中国家的经济发展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但是外债的规模与结构应当控制在合理的范围内,尤其是对于巨额短期资金进出应当适度从严,以减少金融市场的动荡。在上述的几次金融危机中,短期资金几乎都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此外,借入的外债应用于投资用途,而不应用于偿还旧债,更不应当为特权阶层所挥霍。

4.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

总结这几次金融危机,可以看出宏观经济失衡往往是金融危机爆发的前提条件。尤其是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在“东亚奇迹”正为世人所瞩目之际,因此,其中缘由更值得沉思。事实上,在高增长光环的掩盖下,以高投入和出口带动的亚洲经济中早已出现了严重的结构问题。经济结构没有及时调整加剧了经济失衡,成为金融危机爆发的基本条件。 三、中国防范金融危机的现实思考

中国迄今为止没有爆发过金融危机,主要可归功于稳定的宏观经济环境、良好的国际收支状况、谨慎的金融自由化以及资本帐户下的不可自由兑换。然而,虽然没有遭受到金融危机的直接冲击,却并不意味着我国目前的金融系统有多么安全。事实上,我国在渐进改革中累积的深层次矛盾已经成为诱发金融危机的潜在因素。这大致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国有企业的改革问题;2.证券市场违规操作,过度投机现象;3.国有商业银行改革问题。

在亚洲金融危机以后,IMF曾对金融危机的防范措施作了归纳,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面:1.鼓励各国政府实行健康的宏观经济政策;2.由国际结算银行出面制定一系列的标准,鼓励新兴市场遵守这些标准;3.在IMF建立自动生效的援助机制,当符合标准的国家在遇到金融危机时,自动给予援助;4.IMF积极鼓励新兴市场使用价格手段来限制那些不适当的、过多的短期资本流入;5.注意力从限制短期贷款的发放转移到确实让放贷者承担更大的风险。而对于我们国家而言,除了IMF所归纳的这五点之外,更重要的是要解决我国经济中诱发金融危机产生的因素。从预防金融危机出发,构建健全的金融体系和有效的监管体系,并增强自身抵御金融危机的能力。

1.加强审慎的监管体系。审慎监管体系的脆弱性是许多国家爆发金融危机的重要原因。缺乏有效的监管,一国金融体系的运作就会失去安全屏障。而如果没有一个强而有效的审慎监管体系,则由于明确或潜在的存款保险的存在以及不对称信息的原因,银行体系里将存在大量的道德风险。这样,在发生危机时存款保险或政府会提供担保的预期会诱使金融机构过度承担风险,结果导致金融危机发生的更高概率(Le Fort,1989)。根据我国目前实施监管的现状,应当重点从制度上完善监管体系,杜绝监管的漏洞,促使银监会 、证监会、保监会分工协作高效运转;培育金融监管体系运转的微观金融基础;将金融系统内部控制与外部监管有效结合起来;改进和完善监管手段;监管监管者,平衡和制约监管者的权力和义务。

2. 完善和稳定金融体系。传统的经济理论认为市场导向型的金融系统优于银行为主导的金融系统,然而更新的研究表明两种金融系统各具优势和劣势 。对一国而言,选择那一种模式更多地应当从其社会、历史和文化背景方面予以考虑。然而大多数经济学家达成的共识是一个“好的”金融系统应当具备有效的法律体系,良好的会计标准,透明的金融制度,有效的资本市场和规范的公司治理。实践证明,健全的金融体系将对抵御金融危机起着极其关键的作用。

3.改革低效的国有银行体系。目前,国有银行体系的低效运作已成为影响金融体系稳定的重要因素,而沉淀多年的历史坏帐和低效率的银行治理结构则加大了我国金融体系的脆弱性。高盛公司在其2002年12月的研究报告中指出,中国的银行体系最值得担心的倒不是类似东南亚金融危机中东南亚国家的银行业所出现的摧枯拉朽般的倒闭风潮,最应当担心的倒是像日本的金融体系一样,因为迟迟不推出彻底的金融改革,不仅使得银行体系一蹶不振,而且还严重制约了日本经济的复苏和增长潜力的发挥。此外,我国应当引入民营银行,形成适度竞争的银行体系。各国的实践证明,市场化才是提高银行体系运作效率的根本途径。

4.谨慎推行金融自由化。70年代以后,许多国家在麦金农和肖的金融自由化理论指导下掀起了金融自由化的浪潮。然而不同国家金融自由化的绩效却相差甚远。许多国家由于金融自由化不当导致了严重的金融危机。对于我国而言,金融自由化已成为现实的选择,重要的是要为金融自由化创造有利的初始条件,谨慎地推进金融自由化进程。

5.建立金融危机预警系统。金融危机往往是金融风险积累的结果,因而事先监控和控制金融风险,将金融危机化解于未然就极为重要。对于金融体系中的风险因素,尤其是导致金融危机产生的潜在因素,如通货膨胀、汇率、银行体系风险、债务风险都应当纳入金融危机的预警系统。

参考文献:

[1] Demirg- Kunt, Asli and Detragiache, Enrica.“Financial Liberalization and Financial Fragility”, 1998.

[2] 贝内特•T•麦克勒姆,国际货币经济学[M],中国金融出版社,2001年

[3] 李建军、田光宁,九十年代三大国际金融危机比较研究[M],中国经济出版社,1998年

[4] 陈学彬,当代金融危机的形成、扩散与防范机制研究[M],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1年

[5] 王德祥,论马克思的金融危机理论[J],《经济评论》,2000年3期

[6] 刘明兴、罗俊伟,金融危机理论综述[J],《经济科学》,2000年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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